“虽然我从事一些CCS的研究，但我也是反对马上要大规模应用CCS的谨慎派之一。”在接受《科学时报》记者正常采访时，清华大学热能工程系教授姚强这样表明自己的立场。
碳捕集与封存技术（CCS）是指将二氧化碳捕获之后永久性地埋存在地下或海底，是大规模减少二氧化碳的一种技术。目前，世界上还没有建成完整的CCS示范项目，其应用尚处在初级阶段，技术本身由于成本和安全问题也一直饱受争议。
姚强解释道，应对CCS的推广持谨慎的原因是我们还要进一步加强科学研究和技术开发，而不是一下子进行大规模推广。他认为，控制温室气体的排放应第一先考虑节能、提高能源利用率和发展新能源，只有在这三者不能满足二氧化碳减排需求时再考虑“昂贵”的CCS。不过他同时指出，我国现阶段应开始启动CCS的示范项目为今后作技术储备。
CCS可将二氧化碳永久地封存在地下，如能保证安全性，将是个一劳永逸的减排方案。但同时，CCS却是一项高耗能、高成本的技术。据介绍，从烟气中分离出二氧化碳再压缩的这样的一个过程会使电厂的供电效率降低10个百分点。
“现在我国燃煤机组的供电效率在36%左右，也就是说，CCS为了埋存二氧化碳，却增加了1/4的耗电量、耗煤量。这是唯一的在减排同时不节能的技术。”姚强指出，捕获环节的高成本和高资源消耗是目前阻碍CCS发展的最重要因素。
目前，国际上从烟气中分离和埋存二氧化碳的成本大约为30美元/吨。我国一个100万千瓦的机组二氧化碳排放量约是440万吨/年。这在某种程度上预示着，一个百万千瓦的电厂每年的运行成本就达到近10亿元人民币。另外，加入CCS技术对电厂的改造投资也很大，增加成本约是电厂投资的1/3，还要少输出25万千瓦的电。
通过改进技术降低能耗和成本是目前CCS研究最重要的课题。政府间气候变化组织（IPCC）在2007年的一份报告中指出，如果持续研发，商业技术的改良能使二氧化碳捕获成本在今后几十年内降低20%~30%，不过姚强指出，根据热力学原理，把二氧化碳从烟气中分离出来有最低能量要求，因此二氧化碳捕获的成本难以大幅下降。
“大规模CCS现在来说经济效益很不划算。如果其他方法有能力减排我们肯定不选择CCS。”他说。
根据我国的战略规划，到2020年，初步测算，二氧化碳减排中能源将贡献45%左右。其中提高燃煤发电效率占15%，水电实现10%，核电达到8%左右，其他可再次生产的能源占12%左右。其他工业领域节能可贡献10%左右，而建筑和交通等终端用能的效率的提高和节能也有很大的潜力，剩下45%的缺口可能要靠节能和经济结构的调整来实现。
姚强认为，从中就能够准确的看出，未来10年主导的减排方向是提高社会和工业界各环节的能源利用率，其次是提高非化石能源在能源消费结构中的比例，最后才是CCS。
我国是煤电大国，根据国际能源组织IEA2007年的统计数据，我国的年二氧化碳排放量为62.46亿吨，其中燃煤为51.4吨，占82.5%。按目前我国燃煤发电量测算，我国每度供电耗煤量降低1克/度，全国一年就能减少二氧化碳排放750万吨。而从2005年至今，我国平均每年降低单位耗煤量5~6克/度，相当于每年减排二氧化碳约4000万吨以上。要实现这样大量的减排二氧化碳的CCS项目至今仍难于实现。
并且，提高能效和发展可再次生产的能源的贡献不仅仅在于减排二氧化碳，还在于缓解能源和资源压力。“CCS只解决了二氧化碳的问题，却增加了资源的消耗量，没有从根本上解决能源和资源的问题。目前，我国的矿物能源本身已经不能够满足经济的超常规发展，如果不采取一定的措施，不仅是气候问题，我国的经济发展也会受到限制。”姚强说。
中国首个二氧化碳捕集示范工程年捕获3000吨二氧化碳的华能北京热电厂示范工程对所捕获的二氧化碳采取了工业利用的方式，用于食品和其他工业。
另外，用液态二氧化碳驱油，可以大幅度提高石油采收率，带来经济效益。因此，二氧化碳的工业利用成为支持CCS发展的一大原因。
姚强认为，二氧化碳的资源化利用和CCS其实是两码事。他表示，CCS是指二氧化碳的永久性封存，而工业利用只是相对减少，最终还会排出，用于驱油也会有75%重新释放回大气。并且，从总量上看，对于亿吨量级的排放来讲，百万吨级的利用二氧化碳量对全球气候平均状态随时间的变化不会有很大的贡献。因此对于降低全球二氧化碳水平来说是“虚假”的，没有过大意义。
在IPCC2005年通过的CCS报告中指出，目前工业流程利用的大部分二氧化碳典型的封存时间期限只有几天到数月。被封存的碳降解为二氧化碳，然后再次排入大气。如此短的时间尺度对于减缓气候平均状态随时间的变化没有实质意义的贡献。除此之外，整体工业利用量相对主要人为源的排放量非常小。
因此，姚强表示，CCS一定要做到二氧化碳的埋存才能真正解决全球变暖的问题。他认为，针对我国煤化工中存在大量纯二氧化碳的情况，跟煤化工结合的二氧化碳埋存可能会优先示范。另外，我国现有的电厂都是根据发电和客户的真实需求布置的，实际上以后在规划时应考虑二氧化碳的运输和埋存问题。
虽然寄希望于人类能在可再次生产的能源、智能电网、核能等方面实现巨大突破，无须动用昂贵的CCS。但是，根据现在的普遍判断，到2020年，可再次生产的能源的使用还不足以肩挑大规模减排的需求。因此，CCS被很多人认为是全球碳减排的必然选择。这也是怎么回事在经历了长时间的蛰伏之后，CCS又重新进入人们的视野。
人类在工程上将二氧化碳埋入地下的研究始于上世纪70年代，当时，美国的油田使用这种技术提高石油采集率。我国也从上世纪70年代开始做二氧化碳驱油方面的研究工作。
在这之后，由于没实际的需求，二氧化碳的埋存技术犹如被打入冷宫般长时期未被讨论。直到上世纪90年代，美国又开始了实验室研究。
2005年之后，由于全球变暖形势的日益紧迫，CCS技术重新热了起来。目前，欧洲6个示范项目，美国3个示范项目都已郑重进入讨论与启动阶段，由政府补贴，估计2015年前后投入示范。
在我国，2005年，CCS技术被编入2020年国家中长期科技发展计划；2006年，二氧化碳注入地下驱油相关研究列入“973”计划；2008年初，“二氧化碳的捕集与封存技术”作为重点项目被列入国家“863”计划。在应用示范方面，继2008年的北京热电厂项目之后，华能第二个碳捕获项目已在上海正式建成，年捕获二氧化碳10万吨。
姚强认为，作为国内最早的示范项目，华能的两个电厂很有意义。他指出，目前全世界真正大规模的示范性CCS系统都是刚刚起步，2020年之前世界各国都不会大规模用到CCS。从技术发展来看，我国能做到技术自主，主体问题在于降低成本。而二氧化碳埋存还有很多技术问题是需要攻关，不过也与国际同步。
虽然还在起步阶段，不过发达国家已经盯上了中国市场。姚强表示，由于二氧化碳量很大，如果未来真的要埋存，中国将是最大的市场，自主技术尤其重要。作为一个战略方向，他建议我国加强CCS的研发和示范，作技术储备，同时也为国际竞争作准备。
姚强分析，CCS技术在2010年之前都是基础研究和开发；2010到2020年做工程示范，达到商业化水平；2020年以后再确定是否会大规模使用。
据悉，目前我国很多企业都有开展CCS工程示范的计划。“尤其要跟埋存结合起来难度很大，存在选址、运输、安全性等问题，不适合大规模做，一定要有明确的目的性地进行不同技术路线的示范，而且是国家层面的示范，为未来选择作好技术战略储备。”姚强提醒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