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首席经济学家、研究部负责人，中国新供给经济学50人论坛成员
最近对碳价格问题的讨论很热。全国统一碳市场真正开始启动后，我们有望成为全世界最大的碳交易市场。问题是碳价格该如何确定呢？第一步是要区分两个不同的碳价格概念。从传统的经济学分析来讲，碳价通常是指碳的社会成本或者碳排放的社会成本。为什么有碳的价格呢？按照经济学所讲的专业词叫外部性。外部性是啥意思呢？即某一项经济活动涉及碳的排放，收益是自己的，危害是社会的。
比如说煤炭发电，收益是发电厂的，但是由此造成的碳排放对未来气候的影响以及对经济造成的损害是由社会承担的。怎么来控制它呢？就是要纠正这样的外部性。如何纠正呢？要人为设置一个价格。这就涉及一个关键的问题：碳的价格怎样确定呢？碳的价格应该等于1吨二氧化碳排放所造成的经济损害。概念听起来好像很简单、很准确，但是争议很大。过去几十年甚至上百年的时间，人类社会都在关注气候问题，为什么效果不明显呢？就是因为在碳定价方面有很大的争议。争议来自啥地方呢？外部性是超时空的外部性，和一般的经济活动的外部性不一样。
一般的经济活动外部性在空间上通常具有局限性，例如金融危机。金融机构过度扩张，收益是自己的，出现危机政府救助，成本由社会承担，这就是外部性。金融危机的外部性通常是局部的外部性，影响一个国家或者一个地区，不大可能会影响全球，但是碳排放的外部性是影响整个地球，不是某一个特定的国家。从时间的维度看，碳排放的影响是长远的，不是说今天排放1吨二氧化碳，明天就会呈现对气候的损害结果，它是累积的，累积到某些特定的程度，对经济的损害才会显现。这和一般的污染物不同，比方说炼钢厂排放二氧化硫造成空气污染，这个影响是比较短的，今天排放今天空气不好，明天我停产，明天就没了。二氧化碳在大气层的累积，对气候的影响和对经济的损害是几十年甚至上百年以后的事情，所以当代人要关心子孙后代的利益。那么要在多大程度上关心子孙后代的利益呢？
这些问题的背后都反映出，碳排放的外部性是人类经济从来没有“遇见”过的外部性，具有全局性、超长期性。因此，人们难以达成共识，也就难以有明确的应对策略。
传统应对气候平均状态随时间的变化的方法是风险—成本收益比较。成本是什么呢？即当前减少1吨二氧化碳排放造成的经济损失，如就业、收入、税收等，这是当前的成本。收益是什么呢？即当前减少1吨二氧化碳放，50年甚至更长时间以后获得的收益及减少的损失。这个收益有多大呢？传统的分析框架用碳的社会成本或者碳的价格去衡量，也即今天减少1吨二氧化碳排放，在几十年、上百年以后获得的收益及减少的损失。
这就带来两个问题：第一，大家不愿去关心其他几个国家，这就导致国际协同困难，只有一个或者少数国家实施减排是不够的；第二，现代人要在多大程度上关心子孙后代的利益？这涉及利益的代际分配。假设1吨二氧化碳排放50年以后的损失是100块钱，今天减少1吨二氧化碳排放付出的成本也是100块钱，这两个100元可比吗？从当前的角度看，通常会认为50年后100元的价值大大低于今天的100元，因为这里面有一个利益的折现，也就是远期收益通过利率折现到现在。这就会造成非常大的争议，因为利率高低水平的选择实际上反映了在多大程度上关心子孙后代的利益。
选择的利率水平越低，说明我们越关心子孙后代利益；选择的利率水平越高，意味着越关心当代人的利益，这里面就涉及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差别问题。发达国家利率普遍比发展中国家要低，从这个意义上讲，发展中国家碳的价格应该比发达国家要低，因为利率反映的是耐心。例如有钱人吃饱肚子穿好衣服，把钱借出去更有耐心等待，利率就低一点。发展中国家、非洲国家肚子吃不饱，借钱出去，当然要求的利率就高。涉及碳排放也是同样的道理，对于肚子都吃不饱的经济体，若要他们要减少消费，减少碳排放，当然碳价格就应该低了。这就是过去几十年应对气候变化过程中存在的问题。
这些原因造成了两个学者和两届美国政府估算碳的价格或者碳的社会成本差异很大。一个是耶鲁大学的教授，201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气候经济学家Nordhaus，他估算1吨二氧化碳排放的社会成本是37美元；另一个学者是世界银行前首席经济学家Stern，他在2006年应英国财政部的邀请写了气候评估报告，现在已经成为气候经济学的经典之作，他的估算是1吨二氧化碳排放的社会成本是266美元。两个学估算的价格差别非常大，为什么？其中一个重要的缘由是利率不同，Stern更关注后代人的利益。
奥巴马政府和特朗普政府估算的差别也很大，奥巴马政府估算碳的社会成本是42美元，特朗普政府估算是7美元，所以特朗普上台退出《巴黎协定》一点都不奇怪，他是言行一致的，他估算的成本就是低，所以他就退出了。拜登还在算，因为他需要很大的一般均衡模型，要花很长时间。
以上就是传统的碳价格。还有一个涉及碳中和的价格，就是绿色溢价。这个概念经过比尔·盖茨的使用，现在变得火了起来。不过，绿色溢价的概念不是比尔·盖茨提出的，国际能源机构一直在用绿色溢价的概念。绿色溢价是什么概念呢？即不考虑碳的社会成本，也就是说不去计算50年、100年以后的损害，而是从现实出发，比较当前清洁能源成本和化石能源成本之差，清洁能源的成本高于化石能源的成本，绿色溢价是正的，则经济主体没有动力将化石能源换成清洁能源。
从这个概念出发，为实现碳中和，我们要做的事情是什么呢？就是尽可能降低绿色溢价。降低绿色溢价有三个途径：一是技术进步，二是增加化石能源成本即碳价格，三是社会治理即文化和理念的变化。这里的碳价格和前面讲的碳价格、社会成本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所以，我们现在通常讲的碳价格，实际上有两个不同的内涵，一个是操作层面如何增加化石能源成本，让化石能源使用成本上升，促使社会转向使用清洁能源；另一个是碳的社会成本。
作为政策工具，绿色溢价有三个优势。一是绿色溢价比碳价涵的范围更广。在绿色溢价的框架下，除了碳税或者碳交易市场形成的价格，降低绿色溢价还有别的的方式，例如加大公共投入以促进技术进步、设立绿色标准、利用清洁能源的制造业属性、实现规模经济等。二是绿色溢价更具有可操作性。碳的社会成本是由远及近的，几十年以后的损失有多大，这是争论不清的。绿色溢价是由近及远的，碳中和的目标已定，怎么来降低当前绿色溢价、促进碳减排，从现实出发的绿色溢价的操作性更强。三是绿色溢价兼顾总量与结构。碳价格通常来说是整体统一的价格，而因为技术、商业模式、有关政策的不同，每个行业的绿色溢价也不同，由此能够有明确的目的性地制定一些公共政策。
清洁能源具有制造业属性，其重要特征是规模效应，规模越大，单位成本越低，例如过去几年，中国的光伏造价、风电造价随着光和风电累计装机容量的上升出现了显而易见地下降，这是中国的优势。从化石能源转化为清洁能源，中国面临很好的发展机遇。随着全球碳中和的推进，十年、二十年以后，中国会成为能源“出口”国，我们出口的不是传统的能源，而是利用太阳能、利用风能的设备。
根据中金研究部行业研究员估算的各行业绿色溢价，以碳排放的占比作为权重，中国总体绿色溢价从2015年的92%下降到当前的35%，显著下降的缘由是光伏、电动汽车等技术的进步。
从结构视角看，行业绿色溢价的差异也反映了不同的碳中和路径。电力行业的碳排放占比超过40%，绿色溢价大约17%，已经比较低了，因此，未来的碳中和路径主要是靠从化石能源转向清洁能源，靠经济活动尽量多地采用清洁电+电气化。随技术的进步，这也是未来10年实现碳减排潜力最大的领域。然而水泥、航空等领域很难通过电气化减排，比如水泥的制作的完整过程中二氧化碳的排放难以避免。
聚焦碳定价机制，现在谈论比较多的是碳市场，其中涉及碳的额度分配问题。假设某一个企业今年实际碳排放低于它获得的配额，它就以卖掉多余的碳排放权，这会产生货币收益。如果排放超过了配额，需要到市场上购买碳排放权。买、卖互动，就形成了碳的价格。到底碳税和碳交易市场形成的价格哪个更好呢？碳税价格是确定的，有利于企业比较长远的稳定预期，激励公司进行技术改造和创新，但它对碳排放量减少的作用有比较大的弹性和不确定性。碳交易市场的优势是能确定每年碳减排的量，但是劣势就是碳价格可能波动性很大，因此不能对公司进行长远创新激励。这在某种程度上预示着不能依靠单一的碳税或者碳交易市场，两者需要配合使用。
挑战一：全国统一碳市场下，京津冀的空气污染可能加重。由于空气污染是局部的，而碳排放是全局性的，在建立全国统一碳交易市场的情况下，对化石能源发电依赖比较大的北方地区更有动力购买碳排放权，南方则可能出售碳排放权。也就是说，中国整体碳排放减少的同时，京津冀地区的碳排放反而可能是增加的，空气污染也有一定可能会相应增加。因此，对碳市场与污染物排放问题，在大多数情况下要综合考虑。
挑战二：碳交易市场与电力价格机制不匹配，可能会加剧不公平问题。碳交易市场经常用欧盟做例子，但欧盟和我们存在一个重要差别，欧盟的发电成本向消费、零售电价的传导是比较有效和充分的，因此欧盟碳交易市场下，碳价格的上升导致发电厂成本上升能够传导到用电侧，促使电力用户减少对能源的需求。而我国的电价是受到管制的，假设碳价格上升带动发电厂的成本上升，又不能传导给用电侧，成本谁承担呢？发电厂承担。我国对采矿、电力行业税收依赖度最高的是山西，超过40%，这和燃煤发电是有关系的。全国统一碳交易市场假如没有电力价格改革作配套，这些地区可能会受到很大的冲击。
挑战三：国际协作。不同国家的发展阶段不同，例如中国人均GDP是欧盟的1/4，碳价格是不是应该有差异呢？中国的利率高于欧美，碳价格是否也应该有差异呢？因为利率越高，碳价格应该是越低的。
经济运行机制不同，碳价格是不是也应该有差异？中国行政性、量型的工具用得比较熟练、效率比较高，欧盟可能更多需要靠价格型的工具。在这种情况下，能否把中国的碳价格和欧盟的碳价格简单比较？因为欧盟的碳价格比我们高，所以中国的碳价格是不是就应该提升呢？我们通过行政性手段，可能会更快、更直接、更有效地实现碳减排。但现在有一个问题，如果中国碳交易市场形成的价格比欧盟的价格要低，怎么把它拉平，以使中国人面临的碳价格和欧洲人面临的碳价格一样呢？有观点主张对中国的产品征收边境调节税，实际上就是加征额外的碳关税。那么应怎么样看待国际协作呢？这不仅是碳交易市场的问题，也是碳税的协同博弈问题，可以让我们思考。
应对气候平均状态随时间的变化，实现碳中和，从根本上来讲是发展模式的变化、经济结构的转型，背后是相对价格变化的驱动。无论是碳税、碳交易形成碳价格，还是行政性监管和绿色金融等措施，其促进碳减排的径都是提升化石能源的价格和降低清洁能源价格。在新的模式下，清洁能源将成为人类社会健康生活、可持续发展的一个基础。但从旧均衡到新均衡的转型过程中，价格变化对经济来讲是一种冲击。
具体来讲，碳价格在供给端体现为生产所带来的成本上升，在需求端体为实际收入下降，类似石油供给减少的影响，在宏观经济上有导致滞胀的特征。滞胀的压力有多大？我们的CGE模型估算显示，在没有技术进步的情形下，中国在2060年难以实现碳中和。技术进步不是天上掉下来的，碳价格上升是一个利益驱动力量，由此对GDP增长有负面影响，同时带来价格上升。行业研究显示，如果在现阶段把绿色溢价降到零，将给建材、化工等制造业带来非常大的成本上升压力。
就结构影响来讲，一些经济活动、技术，甚至行业将被新的模式替代，传统能源行业尤其煤炭行业将受到较大的冲击，相关的基础设施、制造和服务部门的就业将下降，清洁/再次生产的能源及有关部门的就业上升。化石能源的分布基本是自然禀赋，对中国这样的大型经济体来讲，转型必然带有区域特征，化石能源生产大省和地区受到的冲击较大，而这些地区一般经济相对欠发达。同时传统能源价格在一段时间内上升，对低收入人群的影响比中高收入人群大。应对这些结构调整和收入分配问题，需要公共政策尤其是财政发挥作用。
深层次来讲，碳中和对经济活动施加了影响，但自由市场难以定价，是市场经济和公共政策面临的前所未有的问题。在这个硬约束下，如何在纠正市场机制缺失的同时避免政府过度干预，如何平衡短期长期、局部与整体利益，没有先例可循。这样的一个过程对经济社会的影将如何呈现，有很大的不确定性，但很可能对社会主流思维形成冲击。
展望未来，我们大家可以想象三种情形：碳中和的努力没取得成功或者成功来得太迟，全球气候平均状态随时间的变化给人类社会带来重大损害；碳中和的努力取得成功，但主要靠增加能源使用成本来实现，全球经济在长时间内面临滞胀的压力；公共政策包括国际合作促进技和社会治理创新，碳中和带来新发展格局，人类享受更高水平、更健康的生活。
这三种情形都意味着对过去40年占主导地位的新古典经济学的挑战。对于气候问题这样的超越时空的外溢影响来讲，用外部性来弥新古典经济学的完整信息、确定性、充分竞争的基础性假设，是不是足够？怎么解释碳排放这样单一的数量指标成为全世界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的一个统一的约束因素？在实现碳中和过程中，公共政策、社会治理机制与市场机制之间的关系将怎样演变？估计只有时间能给出这样一些问题的答案，碳中和的过程将促使人们更深刻地认识现实市场经济和新古典的理想市场经济之间的差距。
我们需要反思新古典经济学的偏差，向古典经济学回归。古典经济学家如亚当·斯密和大卫·李嘉图认知到人类活动在自然的限制中发生，也强调社会伦理与人文等政治经济学的视角。气候变化问题提示我们在经济研究中要重新审视自然的角色，在劳动力和生产性资本之外，我们还需要考虑自然资本（水、空气、森林、生物多样性、洋等），而自然资本没有自由市场形成的价格，需要公共政策和社会治理发挥作用，在效率与公平的平衡中，将更加重视公平。
